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最新 -> 正文
媒介融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现代转换
发布时间: 2019-04-23 08:36:14     发布来源: 大众网    
作者:牛凤燕     发布人:林雪玲     点击次数:

  [摘要]媒介融合是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共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机遇,同时也面临新的挑战。新技术的应用导致“精华”与“糟粕”同时存在、传播内容尚未实现现代转换、传播定位过于注重知识化商业化娱乐化等问题,制约了传播实效。应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方向引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的现代转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引导功能的发挥、新技术应用的批判反思等方面,创新传播路径、完善传播体系、依托媒介融合优势提升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全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关键词]媒介融合;传统文化;传播;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D616;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8)05-0162-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赖以维系的精神支撑,是中华民族得以千年传承的文化基因。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凝心聚力作用,不断增强全民的文化自信,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内源性动力,已成学界共识。在实践层面,国家日益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出台相应政策引导和扶持传统文化相关产业,大众传媒、各级传统文化组织乃至个人爱好者,也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展示并传播传统文化。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由于传统文化与新媒体、新技术正面遭遇,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在享有机遇的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立足传统媒体优势,发挥新媒体开放、便捷、互动、灵活的优势,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跨媒介传播生态,创新性地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一、媒介融合的发展演进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正向影响

  媒介融合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教授提出。所谓媒介融合,就是各种媒介呈现出多功能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关于媒介融合的概念界定和内涵分析,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论述和主张。从国内外学者对媒介融合的概念界定和内涵分析来看,对于媒介融合的理解经历了从单一技术层面融合到多角度立体化融合的过程。当前,新技术日新月异,媒介融合的发展更为复杂和深入,基于时代发展要求和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媒介融合已变为传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围绕国家利益、特定群体以及个人用户的需求,而进行的多点位、全方位、立体化融合,主要包括理念转换、内容融合、技术融合、文化融合等多个层面。媒介融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

  (一)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结构

  媒介融合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融合,更包含传播理念的转换以及内容融合、文化融合等等,多个层面共同发挥作用,有利于优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结构。在传播理念方面,媒介融合能够综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优点。传统媒体关注的是经典的整理和深度阐释、传统文化的知识性阐释等等,注重的是传播的完整性、准确性,或者是其当代应用价值,新媒体更为注重知识传播的快捷性、趣味性,关注点在于如何吸引传播受众的注意力,而媒介融合则能把这两种传播理念融合起来,既注重传播的权威性、完整性和准确性,又凸显传播的针对性和趣味性。在内容融合方面,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传播内容同时发挥作用。传统媒体利用图书、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度阐释,为新媒体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整合提供第一手资料,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以更加贴近民众的方式出现。新媒体利用图像、声音、视频进行的趣味性、个性化传播,能够借助传统媒体进行分析、综合和提升,最终融入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准确传播、有效传播的大体系中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互补共通,最终形成的跨媒介的传统文化内容传播体系。在文化融合方面,媒介融合能够适应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相融合的需要。在当今文化多样化的世界文明体系中,任何一个国家要想获得长足发展,都需要学习世界范围内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也需要学习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加强同外界的对话和沟通,国际社会同样希望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学习中华文化。而媒介融合能够适应这种需要,借助新媒体进行快速传播扩展影响力,依托传统媒体进行深入解读增强深刻性,创新传播策略,优化传播结构,从而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影响力。

  (二)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空间

  媒介融合综合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技术优势,能够依托新媒体开放、快捷的传播方式,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速度;能够借助新媒体多向、互联的传播特点,不断扩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空间。以往传统媒体借助书籍、报刊、杂志、广播等方式传播传统文化,其影响空间相对较小,能够影响的群体大多是因为喜欢传统文化而自趋接近的小众群体或者说精英群体。但是,传统媒体对于传统文化的解读相对系统而且深刻,这一点是新媒体的碎片化传播所无法比拟的。而新媒体传播,尽管具有碎片化传播且难以保证传播内容完整性、准确性的倾向,但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即时性、海量性、互动性传播,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展传统文化的影响空间,甚至于能够将传播的触角伸展到其他国家,开拓新的传播空间,这在传统媒体时代是难以想象的。媒介融合综合了这两种媒介形式的优点,注重引导新媒体在传播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深刻性上下功夫,同时注意提升传统媒体传播形式的生动性性和吸引力,既可以促使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扬长避短、互为补充,同时也能够大大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空间。

  二、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媒介融合并不是简单的技术相加以及多媒体形态的叠加使用,而是涉及理念更新、内容创新、技术融合、文化融合等多个层面。媒介融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带来了机遇,也加剧了传播的复杂性和管控难度。媒介融合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依托媒体实现开放性、互动性和即时性传播,能够在内容阐释的深刻性和准确性上进一步下功夫,但也面临着的多方面的困境。其中既包括客观现实原因,也有媒介融合带来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一)新媒体技术的应用,导致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都得以迅速传播。

  新媒体技术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其快速、开放、多向、草根的传播特点大大提升了传播效率,再加上媒介融合的多平台推进,使得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都能得以快速传播,导致良莠不齐的相关信息迅速汇入信息海洋难以辨别。这些都不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和有效继承。

  对待传统文化的原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已成社会共识。然而对于哪些是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的精华,哪些是应该摒弃的、不适用于当代文明体系的糟粕,精华与糟粕如何来界定和区分,学界尚无定论。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既包含精华也包含糟粕,还因具体的历史境遇而带有历史的烙印和历史局限性,应在批判中筛选、总结、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探寻其超越时代的当代价值,这是传统文化体系中的“精华”部分发挥作用的基础,是“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前提。然而,当前传统文化的传播内容精华与糟粕模糊不清,甚至出现基本的文本错误和未经验证的信息广为流传的状况,再加上对于传播内容和传播过程的监管相对滞后,增加了人们学习、理解、领会以及运用优秀传统文化的难度,降低了传播的信度和效度。

  新技术的应用是把双刃剑,在加快信息传播速度、扩展传播影响空间的同时,也为否定传统文化或者以传统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负能量的传播提供了便利。具体到传统文化的传播,大部分受众本就缺乏相应的知识积累和辨别能力,再加上各类媒体的传播内容及解读众说纷纭,导致抹黑或者贬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消极言论,以及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错误言论迅速扩散,消解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国人的文化自信,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二)传播内容仍局限于“照搬”,尚未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尽管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已成学界共识,但是在新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在媒介融合日趋推进的社会环境下,传统文化在大众传播层面的传播内容仍苑囿于“照搬”模式,缺乏现实关照与时代创新,难以获得受众的真正认同。

  首先,传播内容多倾向于照搬典籍知识或者古代礼仪,缺乏与现实世界的有效连接。媒介融合的社会环境下,传统文化传播借助新技术迅速展开,但其传播内容却鲜有改变和创新。各类传统文化典籍和历史文化类书籍畅销、形式多样的知识文化类节目走红、各层次教育系统传统文化相关课程开设、祭孔大典恢复、各类型传统文化团体设立,足以表明传统文化传播的热度正高。然而,以上传播形式大多是对传统文化知识或者礼仪的原样照搬,有的甚至是扭曲化解读,缺乏创新和现实关照。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社会有着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运行规则和价值理念,如果仅仅满足于不加区分地“拿来主义”,就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

  其次,传统文化典籍的文本传播及承载的价值观宣传乏善可陈,有的存在错误。尽管学界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十分深入且学术大家云集,但在大众传播、政府倡导甚至学校教育等层面,传播者对传统文化的随意性解读倾向十分明显,其传统文化素养亟需提升。同时,部分传播者对待传统文化缺乏理性态度。要么不加分析地照搬照抄、全盘肯定,用中国传统文化否定其他一切文化形式;要么全盘推翻、以今非古,“把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传统性’贬得一无是处,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沉重的包袱’、‘历史的惰力’,主张‘要反传统’,彻底‘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要么依据个人情感、意愿和知识水平自行界定,其立场和主张受外界影响较大,立场容易转换,随意性强。这些都导致各媒介平台的传播内容差强人意。

  (三)传播定位存在偏差,未能满足受众的多层次需要。

  面对时代发展的新要求,面对社会整体传播环境的变化,受众对文化的需求日益多元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理应满足受众的以价值理念引导、知识积累更新、社会人际交往以及消遣休闲娱乐等需求。然而,当前传统文化的传播并不能满足受众的多样化需求,尤其是未能满足受众在价值引导方面的需求,进而无法有效实现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化建设事业

  的精神支持和价值引领。

  首先,难以满足受众的价值引领需求。相较于知识积累等需求,价值引领需求是受众预期的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受众期望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依托古圣先贤的智慧滋养自己的心灵,武装自己的精神世界。然而,即使是新技术盛行的当下,各媒介平台对受众需求的预测和判断仍失于片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定位流于肤浅,主要表现在,过于迎合受众的知识积累、社会交往以及休闲娱乐等需求,注重知识性、娱乐性以及商业性传播等,忽视传统文化在价值引导和理念更新方面的根本作用,降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影响力,导致受众难以获得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满足。

  其次,未能满足受众的媒介期待。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行,受众期望各媒介平台可以根据自身技术特点,在传统文化的内容、解读、传播方式等方面互为补充和支撑。然而,当前各媒体平台并未发挥出其在内容融合、技术融合等方面的预期效力,同质化甚至完全相同的内容充斥其中,“新瓶”装“旧酒”,降低了对受众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再加上部分媒介平台以文化产业的模式来推进传统文化传播,过于关注经济利益,过度迎合受众的娱乐化需求,为吸引眼球标新立异,恶搞文化经典甚至打着传播传统文化的幌子传播庸俗、低俗、恶俗内容,媚俗倾向严重,无法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和媒介期待。

  (四)新技术的负向影响,导致信息接触者对传统文化的碎片化理解。

  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降低了传播门槛,改变着信息的传播方式,同时也改变着受众的信息接触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新的媒介形式以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速度改变着传播环境,提高了传播效率,扩展了传播范围。同时,新技术的负向影响也真真切切地存在。

  首先,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完整思想体系,然而在现实的传播过程中,各类媒体尤其是新媒体,大多抓住一个具体的知识点进行阐释和剖析,内容方面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严重缺陷。对内容的解读也是碎片化的,可以说是“以管窥天”,而且有着严重的随意化倾向,缺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解读和深度阐释。长期的碎片化阅读影响着受众对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把握,甚至导致误读和曲解。通过新媒体,受众能够了解某个历史人物的部分观点或者主张,能够近距离接触部分具体史实,但却无法理解传统文化各学派的思想内容及其变化、发展历程,更难以把握传统文化的整体发展脉络和整体架构。

  其次,传播主体的随意性。媒介融合背景下,传统的线性、单向传播模式不能适应时代多元化发展的需要,多层次、双向(多向)传播逐渐兴起,传播者和受众的界限逐渐模糊,受众的信息反馈和意见表达日益受到重视。“信息生产主体发生转变,传统的‘受众’变为全新的‘用户’,用户的‘产消者’身份不断突显,用户文化逐渐兴起,用户产生内容成为媒介融合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受众在传统媒体时代只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在媒介融合时代却可以自主参与内容生产,成为主动的“发声者”。需要注意的是,传播门槛的降低助长了传播主体的随意性,再加上传播主体的传统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参差不齐,导致传播质量难以保证。当前的现实状况也证实了这一点,新媒体平台的传统文化内容推广与技术运用,往往存在“两张皮”现象,传统文化素养高的传播者不一定熟悉新媒体技术,更不用说跨媒介的技术运用能力,而技术运用自如的媒介传播者,其传统文化素养又有待提升。

  再次,思维方式的表象化。伴随着传播内容的碎片化,以及传受双方界限的模糊,接受信息甚至传播信息的人,思维方式也日益碎片化和表象化,人的独立判断和整体性思考随之消解。媒介融合时代,信息超载加大了信息接触者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知识碎片化降低了人类的独立思考和深度思考能力,信息获得者习惯依据片面的信息积累作出判断,长此以往,导致人的整体思维和系统思维缺失,思维方式也逐渐表象化和碎片化。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而言,传播内容的碎片化限制了用户对传统文化的系统梳理和考量,导致其断章取义地理解和解读,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浅表化层面。各媒介平台的传

  播定位不同,有些重视传播质量,重点关注知识传播和文化传播的正向影响,而有些则只重视用户流量,传播方式侧重于娱乐化和商业化。信息质量良莠不齐,用户难以区分辨别,反过来又加剧了人的思维方式的碎片化和表象化。

  三、媒介融合视域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路径选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应立足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现实,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突出问题意识,优化传播环境,创新传播路径,从国家层面整体传播环境的优化、传统文化内容的现代转换、传播定位的更新和调整以及对新媒体技术的反思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进行大力提升。

  (一)传播环境优化: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和方向引导

  文化层面的顶层设计对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之融入现代化建设体系,培育现代国民精神,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文化建设的宏观制度框架,促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不断优化其传播路径和整体传播环境。

  首先,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理念和原则。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当前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成员的文化素养提升服务。因此,必须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部分,必须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指导和引领。

  其次,厘清错误观念,明确对待传统文化传播的正确态度。

  引导全社会客观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防止非理性情绪滋长。深刻认识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存在的两种主要错误观点:一是“以古非今”,主张以“新儒家”等传统文化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教条主义观点;二是“以今非古”,认为“历史的”“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已经毫无价值,甚至否定其真实存在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

  第三,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审定、校勘、注释以及体系化整理。

  传统文化典籍连接着传统和现实,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归属。学界一直致力于保护、整理传统文化典籍,帮助国民在应接不暇的信息资源中把握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审视并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但是学界的成果大多针对专门领域,专业性、学术性强且传播面较窄众,因而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传播还需依靠国家进行整体性规划,校正传统文化的文本内容,理清文化传承脉络,区分精华和糟粕,并依据时代发展需要进行创造性解读。有出处明确、文本过硬的传统文化典籍作为资料支撑,才能为各媒体平台的准确传播奠定基础。

  第四,加强对各媒介平台的监管和引导。

  新技术应用的负面效应导致泥沙俱下,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被一并快速传播,甚至以传统文化否定马克思主义、以时代发展否定传统文化的负能量也得到迅速传播。各媒介平台的传统文化传播监管,应依托舆论监督、技术监管和法律监督等形式进行,目的是确保传播内容准确、表述科学以及价值导向明晰。对于一般的文本错误或者误读误传,可以借助舆论监督和技术监管来纠正,而对于打着传播传统文化旗号而违反法律的媒介平台则应依法惩处。

  (二)传播内容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不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必须是“坚持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只有如此,才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则需要以现代理念审视其当代价值,摒弃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和负能量,并以贴近现代生活实际的语言表达和传播。

  1.以现代理念审视优秀传统文化的超时代价值

  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应该既关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又关注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当前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素质提升的精神导引作用。因此,必须立足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审视、筛定传统文化内容,发掘优秀传统文化超越其时代局限的价值,摒弃并且克服传统文化中消极、过时的部分。中华上下五千年,传统文化派别林立,各派观点纷纭庞杂,现代社会何以区分精华与糟粕,应以能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滋养现代国民精神为标准。当前,儒家思想被公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核心,但儒家思想从产生、发展、变化到最终成为封建社会的文化统治工具,均是基于当时具体的社会发展状况,也就是说儒家思想也有其时代和历史的局限性。不同的历史时段、不同的代表人物,对于儒家精神的归纳和总结有非常大的差异。在儒家思想中,有哪些符合现代社会的价值理念从而能够服务于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哪些主张与现代社会的精神理念不相符合、儒家精神的原初思想是什么、其变化发展过程是怎样的,这些问题都需要结合社会现实需要,重新以现代眼光进行审视和梳理。

  2.传统文化解读方式的时代创新

  媒介融合时代,传统媒体和各类新媒体在语言表达和文本解读方面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然而,无论如何,仅仅使用古代文化典籍中的文本和语言来表达和解读,不足以满足现代社会的多样化需求。优秀传统文化中超越历史局限的精华部分,只有经由现代理念进行审视,通过现代语言进行诠释和解读,并且借助现代媒体的表现方式进行传播,才能够为现代社会所广泛认可。以端午节文化的传播为例,屈原作为伟大的爱国者、政治家,已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符号代表之一,其“忠君爱国”的品格以及对政治理想的坚守,是早期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理性选择。如果我们将“屈原精神”解读为现代政治理念中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人格独立精神,现代人则比较容易产生共鸣。

  (三)传播定位调整:着重关注传统文化的价值引导和精神激励功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于其价值引导和精神激励功能,然而,当前传统文化的传播存在知识化、商业化、媚俗化等倾向,致使对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挖掘不够,难以满足受众的多层次需求,再加上各媒介平台良莠不齐的海量信息资源,加大了信息接触者研判、接受的难度。在媒介融合的社会环境下,各媒介平台应调整传播定位,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建设和个人提升的导引价值。

  1.从注重知识传播、商业传播到凸显价值引领的传播。

  各媒介平台不仅要关注知识传播、商业价值以及传播的技术支撑,更要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社会和个人的价值引领功能。各类媒介平台应发挥媒介融合的优势,在价值引领、精神激励以及社会规范引导等方面下功夫,通过文字解读、声音、图像、视频等形式,全方位地总结、挖掘并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满足信息接受者的高层次精神需求。

  2.提升信息传播者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随着时代的进步以及媒介融合的创新发展,媒介的影响力全方位渗透,逐渐营造出一个无所不在的“媒介社会”。在新的社会传播环境下,任何一个人都可能既是传播者又是信息接受者,只有提高传播者的传统文化素养和媒介素养,才能提升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效度,满足现代社会成员的价值引导和精神滋养需求。

  传统文化素养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积累和掌握;第二个层面是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文化蕴含的、符合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和民族精神的概括分析能力;第三个层面是将中国优秀传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结合,将优秀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社会发展实际的能力。传统文化素养的提升,除了传播者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集合国家、学术教育界以及大众传媒的力量,为信息接触者提升传统文化素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提供可靠正确的教育资源。

  传播者还应该着重提升媒介素养,增强对信息的理解能力、选择能力、阐释能力以及分析批判能力,担负起对传统文化传播的把关责任。传播者首先要了解不同媒介的运行规律,探寻其内容生产模式、技术运行体系以及对外传播机制,只有明确了媒介传播的运行本质及社会影响力,才能具备引导受众行使把关责任的专业素养。此外,信息传播环境的优化和媒介素养的提升,还需借助国家媒介监管的力量,将促进信息接触者媒介素养的提升作为监管环节的新目标。

  (四)新技术的批判反思:扬长避短,增强民众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取长补短,发挥新技术的正向优势,克服新技术应用带来的传播内容碎片化、传播主体随意化以及思维方式表象化等缺陷,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在文化反思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滋养和借鉴。

  1.顺应媒介融合趋势,依靠技术革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国家层面愈益重视新媒体的作用。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新形势下如何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做出了具体部署。强调“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要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要顺应互联网传播移动化、社交化、视频化的趋势,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发展移动客户端、手机网站等新应用新业态,不断提高技术研发水平,以新技术引领媒体融合发展、驱动媒体转型升级。”将技术提升与内容生产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打造具有强大传播力、公信力和影响力的传统文化传播新平台,这也是当前传统文化传播的必然路径。

  2.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互为补充,克服新技术的负面效应。

  形式多样的媒介平台只有融合共生,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等方面互为补充,才能满足不同受众群体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多样性需求以及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传统媒体覆盖面广、权威性强、深度阐释效果好,能够依托文本、图片、声音等形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深入解读和系统诠释,然而时效性、灵活性有所欠缺。而新媒体传播方便快捷,其开放性、互动性为传统媒体所不及,但其碎片化、娱乐化、商业化又使得新媒体平台的传统文化传播失于轻浮和表面化。当前,各类新媒体平台成为民众尤其是年青人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海量碎片化信息影响了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定位和判断,阻碍着民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并最终影响民众的文化自信。只有发挥传统媒介与新兴媒介的各自优势,才能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媒介融合增益,只有依托各媒介平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体系和核心价值理念进行系统梳理和生动传播,才能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并最终增强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新媒介不断兴起并得到广泛运用,媒介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媒介融合是技术进步的要求和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唯有顺应媒介融合的大趋势,找准传统媒体及新媒体的有效结合点,才能不断优化传播路径、完善传播体系,最终有效增强自身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作者简介:牛凤燕,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山东大学在读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媒体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等。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媒介融合视域下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多维路径”(项目编号:J17RA010)的阶段性成果。)

请遵守《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他有关法律法规。
用户需对自己在使用本站服务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本站管理员有权保留或删除评论内容。
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与本网站立场无关。
 匿名发布 验证码 看不清楚,换张图片
0条评论    共1页   当前第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