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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世刚:青年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漫议
发布时间: 2013-05-28 00:00:00     发布来源:     
作者:     发布人:小水     点击次数:

  [摘 要]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曾两次回忆自己青年时期读《共产党宣言》的情况。根据推测,在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前,他应该已经接触过北京有关报刊上所刊登的《宣言》译文;根据有关回忆,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后,应该读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油印本《宣言》和《国民》杂志刊载、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两种版本;1920年5月,毛泽东到上海拜访陈独秀时,很可能通过陈独秀阅读了陈望道翻译的正在核校过程中的《宣言》全译本。陈译本《宣言》正式出版后,毛泽东曾多次认真研读,受到深刻影响,以致毛泽东在日后的回忆中均强调自己青年时期所读的是陈译本《宣言》。

  [关键词]毛泽东;《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中文译本

  [中图分类号] A122;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曾两次回忆他在青年时期阅读《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者注)的相关情况。第一次是1936年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第二次是 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妇女生活调查团成员说:“记得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8—379页。)

  长期以来,毛泽东的这两则回忆作为权威材料,被人们广泛引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相关人员的考证,陈望道翻译的《宣言》的出版时间为1920年8月,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两本书的中译本出版时间则更晚一些。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的期间是1919年12月18日到1920年4月11日,他在当时是不可能读到正式出版的陈译本《宣言》的,学术界对此已经达成了共识。关于这一时间的误记,当时给毛泽东和斯诺当翻译的吴黎平在《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一书前言中指出,由于“毛泽东同志当时在没有使用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进行口述,又经过斯诺用外文记述,发生某些差错是难免的。”那么,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有没有读到过其他中文译本的《宣言》呢?

  就现有资料来看,《宣言》最早的中文变译(关于译著和译文,有两种主要翻译形式——变译、全译。其中,变译包含节译、摘译、缩译、述译等形式。异国文献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变译大都先于全译,《宣言》也是如此。)本是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赵必振翻译、1903年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该书摘引了《宣言》最后一段话:“同盟者望无隐蔽其意见及目的,宣布吾人之公言,……而成一新社会耳。”值得肯定的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宣言》的翻译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孙中山在伦敦期间通过接触《宣言》,视野骤然开阔。因此,他积极敦促中国留学生借助熟悉外语的优势,认真研究、翻译《宣言》等书。1906年1月,朱执信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一文,译出了《宣言》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的若干段话及十大纲领的全文。例如,他将《宣言》的第一章第一句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毛泽东后来曾评价说:“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20世纪初,《宣言》的中文译本虽已出现,但译文采用文言体裁,并伴有许多歪曲甚至错误,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还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的阶级条件,所以,这些译本产生的功效甚微。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成为翻译《宣言》的主体。1919年3月25日,《新潮》第1卷第5号上刊登了谭平山的《“德漠克拉西”之四面观》一文,节译了《宣言》第二章的十大纲领,这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人首次公开介绍十大纲领。4月6日,《每周评论》第16号刊载署名舍摘译的题为《共产党的宣言》一文,文章主要采用白话文的形式,翻译了《宣言》第二章最后的几段文字和十大纲领全文,共约千余字。5月,《晨报》登载了河上肇著、渊泉翻译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中摘译了《宣言》第一章,全文译出引言和第四章的末段。该文后来被《新青年》第6卷第5号转载。8月,张闻天在所写的《社会问题》一文末尾,翻译出《宣言》的十大纲领,该文连载于《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50、52号上。9月,《新青年》第6卷第5、6号刊载的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其中摘译了《宣言》中关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论述。11月,北大学生李泽彰全文翻译出《宣言》,《国民》杂志第2卷第1号刊载了其中第一章,题为《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囿于篇幅限制,杂志不得不分期连载。后来,由于胡适的威逼利诱,李泽彰被迫撤回了《宣言》的剩余译文,国内第一个中文全文版《宣言》的发表就此夭折。此外,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翻译了《宣言》并印了油印本。

  《宣言》的前言、第一章全文等重要部分在报刊上陆续发表后,毛泽东是否接触过这些《宣言》的中译本呢?

  1918年8月19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过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并结识了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由于工作关系,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读到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页。),并聆听了李大钊的多次讲演。此外,毛泽东还认识了陈独秀、胡适、蔡元培、傅斯年、罗家伦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回到长沙,半年多的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回忆说:“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平、上海和湖南的日报。”(〔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116页。)五四时期,毛泽东更加注重报纸的作用,阅读报纸、分析时局成为他每日必做的功课。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劳动人民在社会变革中的真正动力问题,提出“民众的大联合”的主张,强调这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这篇文章已俨然闪烁着《宣言》中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法的光芒。由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推断,在第二次到北京前,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应该接触过北京有关报刊上所刊登的《宣言》译文。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由于受李大钊的影响,毛泽东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很注意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了那时能够找到的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这其中就应包括《宣言》。那么,毛泽东可能读到的《宣言》有哪些版本呢?根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有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油印本《宣言》和《国民》杂志刊载的李泽彰翻译的《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两种说法。

  这两种说法中,以罗章龙所提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翻译的油印本的说法最为流行。1978年9月,罗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德文组曾译过《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本翻译的,有油印本。我想1920年毛主席到北京时,大概已有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了,也可能不是全译本。”(《“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 1990年3月,罗章龙又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自己还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7页。)可见,罗章龙对《宣言》中译本的诞生经历了从模糊到确切的认定,对《宣言》的译本类型也经历了从可能的变译本到确定的全译本的变化。但罗章龙的回忆也存有疑点:“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3月,而毛泽东在4月11日就离开了北京。短短一个月时间,《宣言》能够译出并为毛泽东所读到吗?众所周知,《宣言》翻译难度较大,即使恩格斯本人也一直为此头疼。罗章龙也承认,《宣言》“译出的文字不易传神,所以当时翻译的速度很慢”。后来,陈望道也是用生平译书五倍的功夫,耗时四、五个月的艰辛,才得以将《宣言》翻译成稿的。

  至于另一种说法,源于黎锦熙的回忆: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曾到北长街99号福佑寺平民通讯社会晤毛泽东,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宣言》,毛泽东还请他精读这本书。有学者考证认为,黎锦熙所指的《宣言》就是李泽彰的译本。因为在《国民》杂志上,“马克斯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用两行通栏大字标题,另还有一行标有相同字样的通栏小字标题,很是醒目。如果翻开杂志放在桌上,该译文的首页极像一本《共产党宣言》的封面。这可能是黎锦熙误认为这本杂志就是《宣言》的缘故。

  此外,毛泽东除了有可能在长沙读过北京报刊上的《宣言》变译本之外,他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还极有可能再次读到这些变译本,因为毛泽东用心阅读了李大钊等亲密师友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例如《每周评论》登载的《共产党的宣言》摘译。《每周评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主编的报纸型周刊。鉴于李大钊与该刊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很有可能读到此译本;此外毛泽东阅读《新青年》转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就更无须质疑,毕竟毛泽东“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

  既然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不可能读到陈望道译《宣言》的全译本,那他在关于此事的两则回忆中为何均强调该译本呢?

  一个人的思想演变,往往要经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第二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虽然读过《宣言》并倾向马克思主义,但他还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况且,《宣言》中的阶级战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思想与毛泽东之前赞同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相去甚远,这无疑增加了其思想转变的难度。进而言之,阅读《宣言》并不表明毛泽东当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帮助毛泽东从根本上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是陈独秀。第一次到北京期间,毛泽东在杨昌济的介绍下认识了陈独秀,并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1920年春,毛泽东到上海时拜访了陈独秀,谈话中,自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此时,陈独秀正在帮助陈望道校译《宣言》,他建议毛泽东看看这本书。(参见朱洪:《中共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第114页。)所以,毛泽东很有可能通过陈独秀阅读了《宣言》的全译本。对此,毛泽东在日后的回忆中不无感慨地说:“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自述》(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4页。)在陈独秀的影响和帮助下,毛泽东拨开了心中笼罩的疑雾,进而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第116页。)陈望道翻译的《宣言》正式出版后,毛泽东多次研读,甚至能完全背诵出来。陈译本《宣言》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何译本。于是,毛泽东在日后的回忆中均强调陈译本《宣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宣言》是最早被译为中文出版、中文译本最多、印数最多,并且传播最广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正是通过阅读《宣言》,汲取了革命思想,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最终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以后的岁月中,《宣言》还被毛泽东经常读,重点读,以此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以及理论创新。1939年,毛泽东曾对党内同志感慨地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缅怀毛泽东》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1页。)到了晚年,毛泽东还在孜孜不倦地阅读着英文版以及大字本的《宣言》。可以说,《宣言》作为毛泽东的精神家园和智慧源泉,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这也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宣言》所具有的永恒价值和魅力。

  〔作者房世刚,山东大学(威海)马克思主义教学部讲师〕

(新闻原标题:青年毛泽东读《共产党宣言》漫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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